宋仁宗上朝：被包公喷了一脸唾沫星子

趣说宋朝十八帝之宋仁宗：你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（9）宋仁宗之仁

宋仁宗

其六，大度包容朝臣

宋仁宗继位之初，因为年少，皇太后刘娥“垂帘听政”。不久，太常寺类似教师的小官“太常博士”程琳为了巴结刘娥，竟向刘娥献呈《武后临朝图》，暗示刘娥效仿武则天，废除小皇帝宋仁宗，取而代之。刘娥认为这不合常理，有负祖宗，严词拒绝。

宋仁宗亲政后，有人借此弹劾程琳。谁知宋仁宗不仅对此事一笑置之，说程琳不过是向太后表忠心罢了，还认为程琳“有才气，能断大事”，之后连连提拔程琳，直至重用为国家最高财政机构“三司”长官“三司使”、参知政事，使程琳成为位高权重的“宰执大臣”。

景祐三年（1036），开封府知府范仲淹因忠诚耿直，向宋仁宗进言论人论事无所回避，令首相吕夷简等人感到“不便”，向宋仁宗诬陷范仲淹“离间大臣，自结朋党”，范仲淹被赶出京城，改任饶州（治今江西鄱阳）知州。朝臣余安道、尹师鲁、欧阳修先后向宋仁宗上表，“论救”范仲淹，欧阳修并给国家最高监察机构之一“谏院”长官“知谏院”高若讷写信，指斥高若讷不能为范仲淹辩白无辜，是“君子之贼”。高若讷将欧阳修的信上交宋仁宗，余安道、尹师鲁、欧阳修紧随范仲淹之后，也被贬出朝堂。后来的北宋名臣、时任皇家图书馆初级官员“秘阁校对”的蔡襄写了一首《四贤一不肖》诗，公开褒扬范仲淹、余安道、尹师鲁、欧阳修为“贤人”，贬斥高若讷为品行差、无才学的“不肖”之人。诗一写出，便“布在都下，人争传写”，甚至一些书商印刷出售，“颇获厚利”，连辽国使臣来到开封，都暗地买了带回国，宋朝一位名叫张中庸的使臣出使辽国，在辽国属地幽州（今北京）接待“馆舍”的墙壁上，也曾看到有人题写的这首诗。但宋仁宗对蔡襄却没有追究，反而在后来为蔡襄赐字“君谟”，并提拔蔡襄为谏官。其后有一年科举考试结束，唱报录取进士名单，其中一人偷偷改名“君谟”，想引起宋仁宗的注意，宋仁宗听后说道：“近臣之字，卿怎么能用作名字？”责令其人改了名字。

庆历四年（1044）夏天，开封开宝寺塔遭雷击焚毁，朝廷准备重修，谏官余靖认为重修寺塔劳民伤财，极力反对。其时正值盛暑，余靖在朝堂之上对宋仁宗“极言”，竭力陈说，越说越激动，竟一点点走近宋仁宗。余靖一向不修边幅，也不爱洗澡，身上的酸臭之气很重，但宋仁宗还是忍着听余靖发言，直到退朝。回到后宫，宋仁宗对侍候的人说：“被一汗臭汉熏杀，喷唾在吾面上。”被一汗臭汉熏死了，这人还把唾沫喷在了朕脸上！“上优容谏臣如此！”

庆历年间（1041-1048）的一个夏天，开封一带“久旱”，谏官王素请求宋仁宗亲自祈祷求雨。宋仁宗说：“负责观察天象的太史说下月二日应该下雨，朕想在一日祈祷。”王素说：“二日不会下雨。”宋仁宗问：“为什么？”王素说：“因预先知道天会下雨而祈祷，不虔诚，不能感动上天，所以臣知道这天不会下雨。”宋仁宗听后说：“那就明天到醴泉观祈祷求雨。”王素说：“醴泉观近在京城东水门内，离皇宫就像朝堂一样近，陛下是怕热不愿意到远处求雨吧？”宋仁宗有一个特点，每当生气，耳朵就会泛红，听了王素这话，耳朵“尽赤”，全都红了，厉声说道：“那就到西太乙宫求雨！”西太乙宫位于开封西墙外皇家园林“琼林苑”之西，路途遥远，宋仁宗这样说，未免是气话。但王素却并不在意，应声说道：“乞传旨！”那就请下旨明天去！宋仁宗怒道：“车驾到郊外，不得提前预告。卿不知向来的制度吗？”王素回道：“建国之初为了防备非常之事，才定下这项制度，现在久享太平，提前告知百姓，也没有什么可顾虑的。”第二天，宋仁宗召王素跟随自己出宫，到西太乙宫求雨。这天天气炽热，求雨的队伍踏起漫天尘土，宋仁宗脸色很不好，但还是坚持到了西太乙宫。

也是庆历年间，宋仁宗极为宠幸死后被“赠封”温成皇后的张贵妃。张贵妃出身贫寒，想壮大门户，作为依靠，屡屡请求宋仁宗提拔族中伯父张尧佐。谏官余靖认为，“提拔张尧佐不应太快，过去郭后之祸起于尚、杨两位‘美人’，不能不借鉴。”但宋仁宗还是连续提拔张尧佐升任“三司”户部判官和三司副使、吏部考察“流内官”的“流内铨”长官“判流内铨”、开封府知府、三司使。

皇佑初年（1049），御史中丞包拯、谏官陈升之、吴奎进谏：“近来开封城中冒水，外地地震，黄河泛滥，是小人当道所致。天下人都觉得张尧佐主持国家财政大计，诸路苦于索求无厌，国库受到‘借助’开支烦扰，法制凋敝，实在是因为张尧佐就是小人。臣等认为，亲昵之私，圣人也不能避免，但能处理妥当，不造成危机，这才是道理所在。”谏官王举正更是以辞职威胁宋仁宗，直接请求罢免张尧佐。但宋仁宗抵不住张贵妃的祈求，借祭祀用于“讲政教”的重要礼制建筑“明堂”之机，改任张尧佐为户部侍郎，不久又升为淮康军节度使、群牧制置使、宣徽南院使、景灵宫使，赐予他的两个儿子进士出身。

宋仁宗的做法，激怒了包拯等人，其后一天上朝，谏官们轮番发言，言辞激烈，以致好脾气的宋仁宗也受不了，说了一句气话：“节度使不过是个粗官，有必要争论吗？”谏官唐介一听，立即大声说道：“节度使之职，太祖、太宗都曾做过，怎么能说是粗官？！”宋仁宗听后更加生气，起身想走，包拯竟上前拦住，对着宋仁宗继续咆哮，滔滔不绝地讲任人唯亲的弊处，说到激动处，唾沫星子飞溅，连续不断地喷到宋仁宗脸上，宋仁宗挣脱不得，只能用宽大的袖子遮住脸，捂住鼻子，几番挣扎后，才匆匆下殿，回到后宫。

包拯

这天早朝前，张贵妃曾送宋仁宗出宫，嘱咐宋仁宗：“圣上别忘了节度使！”上朝之后，还几次派宦官到朝堂暗中窥视事情进展情况。宋仁宗回宫，张贵妃赶紧迎上来，问宋仁宗：“节度使的事怎么样了？”宋仁宗被包拯等人折腾得万分难受，气恼地对张贵妃道：“汝只知要宣徽使,宣徽使,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？”你只知道要宣徽使、宣徽使，难道就不知道包拯是谏官吗？直气得连张贵妃为伯父要的什么官都记错了。当天，张尧佐辞去宣徽、景灵使职务，且后来终于被赶出朝堂，到洛阳任“西京留守”。

但饶是如此，宋仁宗也没有处罚包拯等人，只是下诏：“谏官此前曾说给张尧佐美官合大体，朕采纳这种说法，才下了任命他的诏书；现在又认为不行，前后反复，按法应当罢黜。中书门下省要戒谕他们，同时，从今起，言事官上殿，要先有圣旨允许。”但“言事官上殿要先有圣旨允许”，并没有执行。

庆历、皇祐（1049-1053）年间，宋仁宗身边的“近臣”有罪，多不交给有关部门依法审理，而是宋仁宗自己处置。谏官王贽进言：“近臣犯案，案情有轻重，按律应该分清是故意还是过失，而一切出于圣断，前后差异，有伤政体，如果案件都由陛下审理，刑法之官有什么用？请自今所有案件都交付有关部门，以法正确判决。”宋仁宗下诏，“可”。同时“近臣”接长不短地“干请”宋仁宗，请托宋仁宗枉法为自己办事，谏官陈升之进言：“有关部门断狱，有的事牵连权幸，多数都以有圣旨为名得到宽释。请陛下批准，凡是声称所谓‘有圣旨’的人，都由谏官弹劾其‘干请’之罪，以违反陛下的命令‘制书’论处。”宋仁宗又“许之”。

嘉佑六年（1057）八月，宋仁宗亲自举行“制科”考试，选取“秀异”官员，苏轼、苏辙兄弟应召参加考试。但就在考试前几天，苏辙生病，时任宰相韩琦很欣赏苏轼兄弟的才能，感到如果苏辙失去这次机会非常可惜，上言宋仁宗：“今年参加考试的人中，苏轼、苏辙最有声望，现在听说苏辙病了，这兄弟二人中有一个不能参加考试，会令多数人失望。请圣上允准推迟考试，等苏辙病好了再考。”宋仁宗竟予以批准。

而苏辙在病好后参考，竟在试卷里对宋仁宗提出严厉批评，写道：国家和西夏暂时和平，陛下“无事则不忧，有事则大惧”；听人说宫中美女数以千计，“歌舞饮酒，欢乐失节”；在朝堂之上没听到圣上向朝臣咨询政事，在偏殿也没听说圣上向侍从询问国策；天下苛捐杂税极多，陛下虽曾派官员巡视各地，予以减免，但并无效果，只是图“仁治”的虚名。

苏辙

苏辙的试卷上交之后，在考官、朝堂之上引起轩然大波。初考官胡宿认为应黜落苏辙，朝臣司马光和范镇却认为尽管苏辙文中所言的一些事是道听途说，言辞过激，但其忠于皇帝、国家的心，却耿耿可取，应该录取他，三司使蔡襄也为苏辙说话，双方争论不止。最后宋仁宗结论：“朕这次举行制科考试，目的是以直言召人，题目要求的就是参考人员‘极言’，把想说的话说尽；如果因为苏辙直言而屏退他，天下人会怎么说朕？苏辙只是一个小官，敢于如此直言，应该特予功名。”最终，苏辙与兄长苏轼一起通过了考试，宋仁宗甚至在回宫后对曹皇后说：“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！”欣喜自得之情溢于言表。

宋朝建立之初，宋太祖即提倡文武官员读书，“首以文德化天下”，倡言“宰相须用文人”；宋太宗全面实行“右文抑武”政策，大幅度“扩招”进士，增加录取进士数量；宋真宗写《劝学诗》，以“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”激励人们读书上进；至宋仁宗在位42年，对文臣极为大度包容，鼓励朝臣、文士直言进谏、担当国事，涵养朝臣、文士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气质、胸怀，有宋一朝独特的士风终于形成，进入了文人的“黄金时代”，对宋朝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。

参考资料：《宋史·刑法志上》，《蔡襄传》，宋·王辟之《渑水燕谈录·卷二》，李廌《师友谈记》，苏辙《御试制科策》，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