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医大师、河北省中医院名誉院长李佃贵
近日，国务院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，多位院士专家表示，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，中医药治疗的总有效率超过90%。中医药在减缓、阻止重症转向危重症，促使危重症转为普通症，提高治愈率及降低病死率方面的疗效有目共睹。一些海外国家也开始将中药纳入防疫指南，我国新冠肺炎诊疗方案(试行第七版)中医方案部分已经译成多国文字，为全球抗疫发挥了积极作用。中医药何以能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?这得益于传承千年的中医传统基因和抗疫实践。
早在甲骨文中，就有“疾年”(大规模的疾疫流行之年)的记载，这说明传染病在我国流行的文字记载至少已有3000多年了。《中国古代疫情年表》记载，我国从公元前243年(战国)到公元1911年(清末)，有史可考的重大疫情共352次，历朝历代几乎均历经过疫病的折磨。正是基于此，数千年来，中医药在防疫抗疫方面不断探索，形成了内容丰富、理法方药完备的治疫体系，护佑了中华民族绵延至今。
《黄帝内经》这样描述疫病。黄帝曰：“余闻五疫之至，皆相染易，无问大小，病状相似，不施救疗，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?”岐伯(上古时期著名的医学家)曰：“不相染者，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，避其毒气。”这句话的核心思想是，要想防止各种瘟疫互相传染，只有体内正气充实，邪气才不易侵犯人体，同时应设法避开毒害人的邪气。也就是无论何种传染病，治疗原则无非两种，一是扶正，一是祛邪。之后历代医家受其启发，在防治瘟疫中发挥了各自的历史作用。
东汉末年，战争频繁，瘟疫流行，“医圣”张仲景精研经典，深入临床，将疫病划分为温疫和寒疫两种，撰成《伤寒杂病论》，书中许多方剂一直为后世临床所常用。比如，这次治疗新冠肺炎的清肺排毒汤，就是在《伤寒杂病论》五个方剂的基础上，加减化裁而成。之后，历代医家对传染病的诊疗，多有创新发展。晋代葛洪在《肘后备急方》中详细描述了伤寒、疟疾、天花、狂犬病等传染病的症状及治法;唐代孙思邈在《备急千金要方》《千金翼方》中总结防治疫病经验并收载42首相关方剂;宋代形成了官—医—民共同结合的方式联防联控，多为后世沿用。金元四大家中，寒凉派创始人刘完素创制的防风通圣散、双解散对后世治疫影响深远，补土派李东垣创制的普济消毒饮显著提高了大头瘟(以头面焮(音为“xin”)红肿痛、发热为主要特征的温疫病)的治愈率;明代李时珍提出运用高温熏蒸患者及蒸煮其接触者的衣物，使用中药焚熏房间或烧汤沐浴等方式防控疫情;明末，疫病高发，医家吴又可提出“戾气”学说，科学性地预见了细菌、病毒等微生物的存在，撰写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疫病专著《温疫论》，书中的许多治法和方药，在这次新冠肺炎防控中广泛使用;到了清代，形成了温病学说，产生了著名的“温病四大家”(叶天士、薛雪、吴鞠通、王孟英)，他们各有创新，共同将中医药治疗瘟疫推向了一个全新高峰。
中医药的优势是什么?参照历代医家的理论体系，结合此次新冠疫情临床实践，可以总结为八个传统理念。
辨证论治。中医诊病，有异病同治，有同病异治，所以什么病不是中医最关切的，最关切的是什么“证”，证同治法就大致相同，证不同，相同的病治法也不同。同是新冠肺炎，湿毒重者祛湿解毒，浊毒重者化浊解毒，寒化者温之，热化者清之，灵活运用，才能取得满意效果。
天然药物。中药多为天然药物，植物类居多，不良反应较少，大多可以就地取材。
绿色疗法。中医治病，注重扶正，即便是攻邪，也时刻注意照顾正气。无论内服还是外用，药物、疗法不良反应极少，是绿色疗法。
中体西用。我们现在的中医行医环境已不再是张仲景、孙思邈、叶天士等时代行医的社会环境和医疗环境了，封闭自守、排斥西医和现代科学成果，或全盘西化，一切都以西医为标准都是不对的。正确的态度是八个字：衷中参西，中体西用。就像这次新冠肺炎疫情，中医只有中体西用，才能充分展示其巨大的临床价值。
内外兼治。中医药抗疫有数千年历史，方法多样，内服外用，一应俱全。比如，早在唐代孙思邈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中，就记载有近20首辟疫方，包括口服蜜丸、散剂、汤剂、酒剂、膏剂，还有佩戴、烟熏、粉身、身挂、纳鼻、浴体等外用剂型。
新方组合。“浊毒理论”指导新冠肺炎的治疗，其方药(香苏化浊颗粒)也多为经方，结合实际情况化裁而来。就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荐的“三药三方”，可谓是传承精华，守正创新的典范，将千年的经方，经过重新组合，使它们焕发了新的光彩。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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