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国时期诸葛亮是否制定过名为《蜀科》的法律？

《三国志·伊籍传》载：“（伊籍）后迁昭文将军，与诸葛亮、法正、刘巴、李严共造蜀科。蜀科之制，由此五人焉。”后世多根据此条记载，认为诸葛亮曾与法正、刘巴、李严、伊籍一起制定过一部名为《蜀科》的法律，甚至认为这是蜀汉政权最大的立法成果。

诸葛亮（郑少秋饰）

但是，仅根据这么一条信息量严重不足的记录，就作出以上判断，似乎不够严谨。“蜀科”是一部法律法规的名字，还是泛称？其性质、作用如何？光是看这一句话根本看不出来，需要进行一番分析。

中华书局点校的《三国志》《三国志集解》，对“蜀科”一词均标注了书名号，也就是说，按照点校者的理解，“蜀科”是一个专有名词，是诸葛亮等人制定的一部法律法规的名称。

但是，查遍《三国志》，只有《伊籍传》的这个地方提到过“蜀科”。如果“蜀科”真的是诸葛亮参与制定的法律法规，其作用和意义对于蜀汉政权来说可谓重大，诸葛亮、法正、刘巴、李严等人的传记也理应将此作为传主的重大功绩来记录才对，但事实上却是没有，《三国志》其他地方都没有提到过这部看起来十分重要的法律法规。

央视版《三国演义》伊籍

现存《诸葛亮集》中，也没有提到过“蜀科”或任何一句与“科”有关的只言片语。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载诸葛亮文集有两篇“科令”，但现存的《诸葛亮集》中并没有这么两篇，只有一些零散的“教”（宰相、将军等高级军政长官发布的命令）和“军令”，没有“科”，更没有“蜀科”。《三国志》记载的诸葛亮文集目录中的“科令”很可能是“教令”的传抄之误。

综合来看，“蜀科”并不是一部特定的法律法规的名称，而是对蜀汉政权颁布的某些法令的笼统称谓。

有一个例证。《全唐文》中收录有李商隐在任桂管掌书记的时候，为桂管经略使郑亚拟的一份牒文（通知）。牒文内容是任命一个名叫刘福的人差摄（代理）观察衙推（处理司法事务的官员），牒文中鼓励刘福“子其斟酌蜀科，评详汉令，勿令门下意盗璧于张仪，无使狱中溺然灰于安国。伫观法理，更俟甄升。”文中把“蜀科”与“汉令”相对，都是泛指，蜀科为诸葛亮制定、汉令为萧何制定，都是出自贤相之手，所以用来指代各种公平合理的法律法规。

据史载，汉朝的“令”种类庞杂数量繁多，《汉书·刑法志》称“盈于几阁，典者不能遍睹”，如此数量众多的“令”，要分类汇编并不是容易的事情，所以汉朝并不存在一部名为“汉令”的法律法规汇编。那么，李商隐拿来与“汉令”并列的“蜀科”，自然也不是法律法规的名称。

众所周知，刘备以汉朝的继承人自居，其国号仍为“汉”，为区别于西汉、东汉，一般称之为“蜀汉”，意即定都在蜀郡的汉王朝。将蜀汉称为“蜀”，在当时而言，其实魏、晋等中原王朝对蜀汉政权的一种贬称。

因此，蜀汉政权中人绝对不可能自称为“蜀”，而是自称为“汉”。诸葛亮在《后出师表》中说“汉贼不两立”，就是自称为“汉”，称魏为“贼”。如果诸葛亮制定了一部名为“科”的法律，那也应该叫做“汉科”，而不是“蜀科”。

对于蜀汉人来说，“蜀”是指益州治下的蜀郡，是蜀汉政权的都城所在地，但也仅是一个地方而已，不可能用“蜀”来指代整个蜀汉政权。

再结合诸葛亮曾担任益州牧、法正曾担任蜀郡太守等地方官职来看，他们制定的“蜀科”很可能是仅适用于蜀郡范围内的地方性法规。

法正，曾任扬武将军、蜀郡太守

“蜀科”是蜀郡的地方性法规，蜀郡是蜀汉政权的首都要害之地，“蜀科”当然很重要，但重要性毕竟有限。对没有实际职掌的昭文将军伊籍来说，制定“蜀科”已是相当了不起的成绩。但对丞相诸葛亮以及先后担任尚书令的法正、刘巴、李严来说，制定一个郡的地方性法规就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了，因此《三国志》中的《伊籍传》对伊籍参与制定“蜀科”予以特别郑重其事的记录，而《诸葛亮传》《法正传》《刘巴传》《李严传》则对此不大不小的事情未置一词。

魏蜀吴三国的法律制度都继受于汉朝，法律形式分为律、令、科、比四种。

律是指基本法律，类似于现代的“法典”，一般是王朝开国时制定，其文字表述很少修改。

令是指皇帝发布的命令，可表现为诏、制、敕、令等形式，令的内容多是对律的规定进行补充、修改，理论上令的效力高于律。

比，也称“决事比”，是处理案件时可以参考适用的先例、典型案例。

律、令、比，都比较好理解，不好理解的恰恰是这个“科”。因为科的性质和令很相似，很容易混淆。

《后汉书·桓谭传》注云：“科，谓事条。”根据这一解释，一般认为“科”是指专门针对某一特定事项作的规定。通常情况下，科和令一样，也是对律进行补充、修改、延伸，但科的内容比令的内容更为具体、细化。

史料中有关蜀、吴的“科”的记载非常少，但从魏国“科”的情况可窥一斑。

《晋书·刑法志》载：“于是（魏武帝）乃定甲子科，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木械，是时乏铁，故易以木焉。又嫌汉律太重，故令依律论者听得科半，使从半减也。”曹操制定的《甲子科》，内容主要是规定汉律（曹魏政权在魏明帝太和三年制定魏律之前，一直沿用汉律）的处罚可以减半论处，内容十分具体，甚至具体到犯人戴的脚镣是用铁制还是木制这样的细节。

曹操颁布了名目繁多的“科”

据《三国志·徐邈传》载：“魏国初建，（徐邈）为尚书郎。时科禁酒，而邈私饮至于沉醉。”后徐邈被校事官检举，以“偶醉言”免刑。《三国志·陈思王传》载：“黄初二年，监国谒者灌均希指，奏‘（曹）植醉酒悖慢，劫胁使者’。有司请治罪，帝以太后故，贬爵安乡侯。”这里曹植被贬，带有明显的政治陷害和打击的性质，但曹丕、灌均拿禁酒之“科”来做文章，也可以从侧面证明这个“科”是执行得非常严厉的。

可见曹魏曾经制定过禁酒的“科”，而且执行得相当严厉，连徐邈、曹植这样有一定身份的人犯科之后也要被追责。

根据史料记载，除了禁酒科之外，曹魏还曾制定过诸多针对专门事项的科，时间跨度颇长，从建安时期到甘露时期都有，包括“科禁内学（指阴阳、谶纬、天文之学）及兵书”“科禁长吏擅去官”“科禁奢华”“科禁亡逃”等。不难看出，这些科的内容都是针对非常具体的事项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、专门性。

因为曹魏颁布的科条比较多，专门性又很强，而且执行得严格，非常实用，所以很可能曾经进行过汇编，以便人们查阅、遵守。《三国志·曹仁传》载：“（曹）仁少时不修行检，及长为将，严整奉法令，常置科于左右，案以从事。”为此，曹仁还得到曹丕的称赞：“为将奉法，不当如征南（曹仁时为征南将军）邪！”曹仁能够把“科”放在身边左右随身携带，很可能不是一份份分散凌乱的文件，而是汇编成册的整卷图书（当时的正式公文多用竹简或卷轴）。

古代公文常用竹简

从曹魏曾经对科进行汇编的情况，我们可以合理推断，诸葛亮等人制定的“蜀科”，很可能也是这样一部“科”的汇编。

按照蜀汉政权所继受的汉朝法律制度，“刑政峻”必然表现为“科”的大量颁行。蜀郡作为蜀汉政权的都城，应当有不少专门适用于蜀郡的“科”。从《三国志·伊籍传》中有关“蜀科”的记载来看，制定者中法正在刘备称帝之前就亡故了，而伊籍出任昭文将军是在刘备去世、与东吴恢复同盟关系之后，可见“蜀科”的制定不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，而是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。在这一时间内，蜀郡的“科”已经积累有一定数量，借鉴曹魏的做法，由诸葛亮领衔，伊籍等人具体着手负责，将之前蜀郡制定颁布的“科”汇编在一起，也是很合理的做法。

因此，诸葛亮并没有制定过名为“蜀科”的法律，《三国志·伊籍传》提到的“蜀科”最多也就是益州下辖的蜀郡的一部地方性法规汇编，有一定的重要意义，但不能估计过高，更谈不上什么蜀汉的“立法成果”。

诸葛亮（唐国强饰）

参考文献

【西晋】陈寿：《三国志》，中华书局2000年版。

卢弼：《三国志集解》，中华书局2012年版。

张晋藩：《中国法制史》，群众出版社1995年版。

梁健：《曹魏法制综考》，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年版。